每天早上8点40分来学校

2020-01-12 21:17

但大人们似乎并不放心。来北京不久,小罗和堂弟就一起被送进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“暑期班”。每天早上8点40分来学校,到下午6点,姑姑再骑电动车接他们回家。

再过几天,丫丫就要再次离开爸爸妈妈回老家上学了。一个多月前,因为放暑假,姥爷带着丫丫,从安徽来到北京,赶来和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团聚。7张硬座火车票,还捎来了也在北京打工的其他几个父母的孩子。

但菜市场外,就是一条马路,延伸至尽头,又是一条高速公路。大卡车等各种车辆来来往往,不断扬起灰尘。

面对琛琛的不快乐,奶奶也很无奈。“没办法,他爸妈上班,没人看着他们,不放心啊。”

“这才能让‘小候鸟’与父母的团聚,对他们的成长注入正能量,而不是产生负面影响。”熊丙奇说,虽然目前各级政府正努力创造让孩子与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学习、生活的机会,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“流动儿童”、“留守儿童”、“小候鸟”现象,还会长期存在。

“城中村等类似区域,人员复杂,基础生活设施较为欠缺,再加上外地孩子大多对新环境并不熟悉,更容易暴露在危险环境中。”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卫东说。

“北京好玩,前几天爸爸还带我们爬了莲花山呢!”说起这些,丫丫掩不住兴奋。

“除了安全隐患,更大的隐患可能藏于内心。”陈卫东说,带孩子进京团聚,同时借此开阔孩子的视野,是很多在京务工的家长最朴素的想法。“但有时,他们可能会忽视孩子内心情感的需求。”

“我们也经常跟她说,不要跟陌生人走,不要乱吃陌生人的东西,看着点车,注意安全。”可欣妈妈说。

除了不知道去哪儿,“小候鸟”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,是可能遭遇“再留守”后,潜伏在身边的各种危险。

丫丫今年9岁了,爸爸妈妈在北京开了一家面馆,已经经营3年。每年暑假,她和哥哥都会被接到北京来,和爸爸妈妈一起过。

13岁的小罗也想出去。大人们的忙碌,让小罗决定“自力更生”。7月初刚到北京时,小罗便独自带着比他还小一岁的堂弟,去了颐和园。查线路,坐公交,再换乘地铁,到达目的地,小罗全部自己完成。

也因此,熊丙奇曾撰文提出,针对这些群体的特殊学习、生活、心理问题,政府、社区组织、社会公益机构,齐努力,让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,有一个安全的、富有意义的童年。

因为担心遇到坏人,奶奶从来不让琛琛和弟弟独自去玩。只有在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,奶奶才会带着他们在村子里转转。

琛琛是在北京出生的,刚满11个月时,就被奶奶带回老家河南西平,长大一些后,曾在北京读过一年幼儿园,到了上小学的年纪,又再次回到老家。

一进村,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废品,堆积在村路两边。包括已经用大型编织袋打包好的塑料瓶、扎成一捆的海绵、横七竖八的大立柜、门板等。除此之外,还有大量生活垃圾。道路空旷处,一些生活垃圾甚至堆得有一人高,浸在黑色的污水里,烈日下散发出浓重的异味,苍蝇一哄而起。

有时候,晶晶爸爸担心孩子在家不安全,就带着他们去废品站,边干活边看着她们。“但废品里总免不了有钉子、铁片什么的,也操心着呢。”爸爸说,哪怕承包的活儿做得慢一些,他也不忘留神看着点他们。

“总打不着火,还是要用打火机点。”晶晶说,在老家的时候,也一直是自己做饭,但那时候主要用的是电磁炉。来到北京,对这个还不太习惯的煤气灶,多少还是有点“害怕”。

以后的每年暑假,琛琛都会来北京看爸爸妈妈。但即便到了北京,琛琛每天跟爸爸妈妈也说不上几句话,大多数时间,见得最多的人还是奶奶。

每天早上,晶晶总能“听”到爸爸妈妈的离开,留下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家里。

熊丙奇认为,鉴于留守儿童的特殊心理问题,到城市与父母生活,是一个很好的关注他们心理成长的机会。

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面馆离不开人。大多数时候,丫丫只能和一起来的小朋友在面馆门前玩。

“社区可以搞一些基层务工人员家长学校,指导家长如何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。”熊丙奇说。他还建议,应组织一些亲子交流活动、参观城市的活动,缓解这些孩子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,以及短暂生活又要离开的离愁别绪。

每年夏天,都有大量像丫丫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,从老家暂停“留守”,如“候鸟”般,来到父母工作的城市,与他们团聚。然而,丫丫发现,即便到了父母身边,她还是常常见不到爸爸妈妈。大人们的早出晚归,没有因孩子的到来而取消。很多孩子被迫再次“留守”在居住范围内。

“但我们不应光指责家长不够关注孩子,这也是无奈。总得找个地方让孩子待着,好歹有人管,能学点东西。”熊丙奇说。

“孩子的父母在城市中打工,面临生存的压力,无法陪孩子。有条件就带在身边,没条件就关在家里,或者送进培训班。”熊丙奇认为,假期中,孩子的去处,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也因此,虽然在北京能见到爸爸妈妈,但琛琛更喜欢老家河南西平。“那边有好多好朋友。”琛琛说。

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,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,读“暑期班”的孩子,多数都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时间照看他们。

再睁眼时,已经是快7点,房间里剩下晶晶和妹妹。这个13岁的小姑娘,便起身穿上衣服,准备给自己和12岁的妹妹做早饭。

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《我国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显示,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多达6102.55万人。相较而言,像丫丫和小罗这样的“候鸟儿童”,能够暂时和父母一起生活,或许是幸运的。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,在他们短暂的城市生活中,如果缺乏关注,也会有很多问题。

熊丙奇也认为,和原本就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孩子不同,这些“临时户”缺乏对城市生活的了解,交通事故、溺水事故等厄运,更容易降临在他们头上。熊丙奇表示,社会更应该优先关注这一群体。

5点刚过,晶晶还没完全睡醒,妈妈已经在整理东西,爸爸则卷起铺在地上的凉席。“吱呀”一声,门被打开,然后又被轻轻地扣上。

“这有什么?”小罗说,在老家山西万荣,他读的也是寄宿学校,每两周,他都要带着表弟,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一次。

晶晶所在的这个京郊的村子,是北京有名的废品回收村,居民大多是租住在这里收废品的外地人。

“家庭教育的缺位,除了因为父母工作的确繁忙外,与责任心不足也有很大关系。”陈卫东说,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,多数比较内向,长此以往,还可能造成冷漠等负面心理。

几年前,可欣妈妈从福建到北京,在一家菜市场做水产生意。今年暑假,妈妈把可欣接了过来,但生意忙碌,常常顾不上管她。隔壁面条店的小男孩来叫可欣玩,可欣妈妈也只能匆匆喊一句“别跑太远”,然后,两个小脑袋就逐渐消失在菜市场的人堆里。

晶晶家院子的大门,就正对着这样一个垃圾堆。走进院子,里面的大部分空间,也堆积着硬纸壳、废旧电线等各种废品。晶晶正在院子最深处的厨房里,和一个已经熏得黢黑的煤气灶“抗战”。

熊丙奇认为,这其实反映出的是社会机构的缺乏。他认为,作为一项民生工程,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还过少,没有给孩子创造好的资源。好的教育资源、公共文化资源,没有整合起来向学生开放。“比如每个城区里的少年宫、科技馆、学校体育馆,如果能整合起来、合理利用,是非常好的。”熊丙奇说。